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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照《中法停战条件》的规定，中法双方还要议定正式和约。上台的法国新内阁任命驻华公使巴德诺为全权代表，清廷则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年6月5日，李鸿章与巴德诺经过谈判，在天津签订《中法新约》。

　　从中法战争末期开始，李鸿章就已实际被排斥出清廷决策圈，对战争结果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后来由于被派遣处理朝鲜事务，更是彻底从中法战争中脱身，清廷的相关决策其实与他关系不大。

　　对于“乘胜即收”，李鸿章赞成是赞成，但具体到谈判中的讨价还价，他可以周旋的余地却几乎没有。按照赫德的说法，在此次天津谈判中，每一项提议事先都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，细节方面，也主要由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谈判。这使得李鸿章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中，只能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，很少能接触实质性问题。他在给同僚的信中，也自嘲说自己虽身为全权大臣，但所承担的角色，不过是在最后时刻签字画押而已。

　　《中法新约》的内容与《李福协定》大体相同，主要就是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，以及在中越边境开两处通商口，法国则放弃了赔款和占地为质的要求。

　　因为谈判和签约都是在镇南关、谅山大捷之后，国人对此结果是极为不满和不甘的，称之为“打胜仗而签败约”，或曰“法国不胜而胜，中国不败而败”。人们对于具体的谈判签约过程大多知之不详，唯知此约系由李鸿章与法方签订，李鸿章又向以“和戎”作为其外交宗旨，“讲和还要李中堂”乃时人的口头禅。于是众人在愤恨之余，便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了他一人身上。

　　李鸿章虽实际被排除在中法谈判之外，但同时期的中日谈判，仍由他主持。早在年2月底，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一行即启程来华谈判，李鸿章通过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了解到，日本派伊藤为使，事实上表明了日本的主和态度，其主要要求是中国撤兵朝鲜，以及惩罚甲申政变中的华军统将。

　　3月中旬，伊藤一行抵达天津。李鸿章与之会面，他告诉伊藤，自己奉旨为中方全权大臣，双方可以在天津直接进行谈判，但伊藤却说，他为日本全权大臣，代君行事，必须先到北京呈递国书，然后再来津与李鸿章谈判。李鸿章认为此举实在没有必要，伊藤则坚持不让，最后，他终于还是去了北京，并拜见了总理衙门大臣奕劻。

　　这似乎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李鸿章目光如炬、洞察细微，他立即看出，伊藤如此固执己见，显然是有着某种目的。嗣后，他向总理衙门报告，“伊藤貌似和平，内甚狡黠”，希望朝廷审慎应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