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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晨六点半,天光像稀释过的牛奶,从厨房那扇油腻腻的推拉门缝里渗进来。
王超坐在餐桌前,对面是空的。那是孙秀芬平时坐的位置,椅背上还搭着她昨天换下来的那件暗红色毛衣。毛衣袖口磨起了球,像一圈干涸的血痂。
茶几上放着一把锤子。
不锈钢的锤头已经不再反光,裹着一层暗红色的、粘稠的泥状物。王超盯着那层东西看了很久,直到眼睛发酸,也没能把它和“妈妈”这个词联系起来。
屋子里很安静。没有电视机的嘈杂声,没有拖鞋在地板上踢踏的摩擦声,也没有那个从早到晚像背景噪音一样在他耳边嗡嗡响的声音——“超儿,吃饭。”“超儿,多穿点。”“超儿,妈这都是为你好。”
孙秀芬死了。
死在里屋那张铺着凉席的旧木床上。
王超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指甲缝里嵌着一点肉沫,他用桌角蹭了蹭,蹭不掉。他忽然想起昨晚的事。不是那声闷响,也不是那具突然软下去的身体,而是锤子挥出去之前,孙秀芬看他的那个眼神。
那不是恐惧,也不是愤怒。
那是一种深深的、让他感到无比熟悉的失望。
就像他高考落榜时,弄丢户口本时,把家里的电饭煲烧坏时,她看他的那种眼神。仿佛在说:你看,我就知道你会变成这样。
“叮——”
微波炉响了。
王超站起来,走进厨房。里面热着的是昨晚剩下的冷包子。蒸汽扑面而来,带着面粉发酵的酸味。他端着盘子走出来,路过里屋虚掩的房门时,脚步顿了一下。
透过门缝,他能看见床脚露出的一截被子。被子下面,孙秀芬的身体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蜷缩着,像一只被摔碎后又强行拼凑起来的虾米。
他本来该去叫醒她的。七点了,她该起床去菜市场抢特价鸡蛋了。
但他没有动。
王超把包子放在桌上,拿起筷子,夹起一个,咬了一口。馅料是韭菜猪肉的,有点咸。他嚼得很用力,腮帮子鼓起来,吞咽的时候,喉咙里发出“咕咚”一声巨响。
这声音在死寂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他一边吃,一边盯着墙上的挂历。那是去年社区发的普法宣传挂历,每一页都印着“家和万事兴”。六月那一页,被孙秀芬用红笔圈出了一个日子——那是王超的生日。
她总是记得他的生日,然后用记得这件事,来鞭笞他的一生。
王超又咬了一口包子。这一次,他没有咀嚼。滚烫的面粉团堵在胸口,堵得他喘不上气。
窗外的麻雀开始叫了。楼下的大爷开始练嗓。城市醒了过来。
只有这一间六十平米的老房子里,时间停在了昨晚十点零七分。
王超放下筷子,拿起手机。屏幕上是空荡荡的通话记录。他按下一串号码,又删掉。反复三次。
最后,他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
“喂,110吗?”
他的声音很平静,平静得像是在问今晚的天气。
“我要报案。我把我妈……孙秀芬,杀了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询问声,但王超没再听。他把手机放在桌上,推开窗户。
六楼的晨风吹进来,吹动了那件暗红色的毛衣。衣角轻轻摆动,像极了孙秀芬生前最后一次,无力地挥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