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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患有重度脑瘫，十岁了还不会走路。

因为我，爸爸去了最远的工地，妈妈辞掉了稳定的工作。

而从我记事起就品学兼优的姐姐，却活成了透明人。

妈妈看不见她

我感觉自己浮了起来，很轻。

往下看，我侧躺在床上，脸朝着墙，像是睡着了。

天刚亮，妈妈已经起来了，在厨房弄出细碎的声响。

她在小小的厨房转来转去，背影单薄。

我翻看过家里的旧相册，那是我出生前的时光。

照片上爸爸是本地工厂的优秀技术工，身材高大，笑容明亮；

妈妈是幼儿园老师，穿着漂亮的裙子，有一群孩子围着她；

姐姐被妈妈打扮得像粉雕玉琢的小公主，被爸爸举得高高地，手里抱着精致的洋娃娃。

那时候的爸爸妈妈和姐姐脸上总能看到幸福的笑容。

后来，我来了。

我出生时窒息，确诊重度脑瘫。

家里所有的钱开始流向医院和康复中心。

爸爸工厂的效益不好，他咬牙跟着同乡去了最远的工地，因为那边工资高。

他一年回来一两次，每次都更黑更瘦。

妈妈再没穿过裙子，她把原本喜欢的工作辞了，头发也剪成好打理的短发，为了更方便随时带我去看病。

姐姐的洋娃娃早就不知去向。

她学会了安静，学会了看人眼色，学会在妈妈为我病痛哭泣时，默默地端上一杯水。

姐姐求妈妈开家长会的前一晚，我听到妈妈在阳台给爸爸打电话：

“专家说希望很大。但前期费用要三十万，还不算后面的药和康复"

我不知道三十万是什么概念，只听见妈妈的声音又轻又抖，还不停的抹泪。

其实“希望”来过很多次了。

每次来，我都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出门时被人用奇怪的眼神盯着，被无数的针扎，被摆弄，还要对妈妈笑，说“不疼”。

然后，“希望”就走了，留下更苦的药，更沉默黑瘦的爸爸、更疲惫的妈妈，更安静的姐姐。

再听到“希望”二字的时候，我早就没有期待了，也不想再陪家人一起演“乐观”的戏了。

那个让家人喘不过气来的包袱一直是我。

离开是我唯一能做的，最正确的事。

我飘到了姐姐的房间。

她的书桌上，摊着昨天被药水染脏的奖状。

像以往这个时候姐姐早就起床晨读了。

她闭着眼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嘴里胡乱说着什么，凑近听：

“别哭药弟弟别怕”

我想推醒她，手却穿过了她的身体。

我想喊妈妈，可张开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我像一个没用的旁观者，死了和活着时一样没用。

“宸宸。”妈妈敲了我的门，“该起床了，吃了饭还得吃药呢。”

我飘在门边，看着那个一动不动的“我”。

没有回应。

妈妈等了几秒，叹了口气。

“昨晚又没睡好吗？那就再睡会儿。妈妈待会儿再来叫你。”

妈妈推开姐姐的门：

“萱萱？该起”

妈妈也发现了姐姐的异常，她轻拍姐姐的脸，只听见姐姐痛苦的呻吟着。

妈妈慌了，跑到我房间门口：

“宸宸，妈妈得马上送你姐姐去医院！你好好在家待着，妈妈很快就回来！”

说完，妈妈用我的轮椅推着昏迷中的姐姐出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