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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跟伊藤谈判，己方能否占据主动，李鸿章把砝码压在了解决中法战事上，镇南关、谅山大捷便是他与日和谈的资本。在第二次谈判之前，金登干与法方签订了《中法停战条件》，中法议和已有初步结果，这一信息减轻了李鸿章的压力，同时也在事实上促成了他在谈判时的强硬态度。

　　年4月7日下午，第三次谈判开启，继续讨论冲突责任及赔偿问题。双方皆无任何松动，分歧难以消除。伊藤见迄今为止，“撤兵”与“惩官”“赔偿”，都无一谈成，这让他很有压力。

　　伊藤使团来华谈判，其实主要目的在于中国撤兵，其他两项要求不过是为了缓和国内鹰派的情绪，并且在谈判中用以掩盖日本的主要目标而已。在遭到李鸿章的坚决辩驳，碰了钉子后，伊藤先以私人情分跟李鸿章套近乎，欲诱其妥协，但没能成功。为打破僵局，避免谈判破裂，自第四次谈判起，他就不再提及和纠结于“惩官”“赔偿”，而只谈论“撤兵”。

　　经过协商，双方都同意同时从朝鲜撤兵。李鸿章随即提出，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情发生，中国仍可派兵前往帮助，伊藤没有再予让步，立即称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日本也有向朝鲜派兵帮助的权利。

　　在据理力争的同时，李鸿章其实也担心伊藤决裂而归，导致中日开战，为此他向总理衙门进行请示。总理衙门复电，指示按“各可派兵，互相知照”的办法处理，李鸿章遂同意将来日本对朝鲜也可以有派兵权，但一国或双方派兵，都需互相知照，至此，中日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取得一致。

　　伊藤身上有着典型的日本式狡诈，这时他居然又节外生枝，重提“惩官”“赔偿”，被李鸿章坚拒后，又提出请第三国公断。此后不管李鸿章如何明确反对，他始终纠缠不休。最后李鸿章答应由他本人出面行文，对驻朝华军在事变中有过失者，查明情况并予以申饬。这实际上是一种折中敷衍的办法，看上去是“惩官”了，但因为是以李鸿章个人名义行文，所以不会伤及中方的体面和利益，同时又可让伊藤无话可说。

　　年4月日，李鸿章和伊藤正式签订《中日天津条约》。这个条约暂时解决了甲申政变所遗留的中日问题，但由于日本获得了共同保护朝鲜、可随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，有人认为这是李鸿章交涉中的重大失误。其实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并不在此，以甲申政变来说，政变前，中日两国同在朝鲜驻有军队，但是政变一发生就立刻被驻朝华军所平息，日军即便已提前占据朝鲜王宫，亦无如之何，可见只要中国在军事上继续占有优势，日本在朝驻兵也好，派兵也罢，都改变不了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