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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第七天，张院长又来了，进门的时候脸就不对。

他在床边坐下，搓了半天手，才开口。

“出了点麻烦。”

“什么麻烦？”

“有个市级卫健委的科长，姓周，给省药监局发了一份协查函，要求我们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和试药合同原件。”

“他有什么资格查？”

“没资格，但程序上他可以发函。省局那边按规定得受理，层层审批，走完最少两周。”

“两周怎么了？”

张院长没接话，我看着他。

“张院长，两周怎么了？”

“靶向药三期临床的窗口期还剩十八天。审批走两周，等批完了再重新跑流程，窗口期就过了。”

“过了会怎样？”

“项目终止，三年，全部归零。”

病房里安静了很久。

“这个周科长，跟那个光头男什么关系？”

“表姐夫。”

“一个市级科长能卡住国家级项目？”

“卡不住，但能拖。拖到窗口期过了，他不用卡，项目自己就死了。”

张院长站起来，走了两步又回来。

“还有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网上有人带节奏，说你是碰瓷团伙成员。有人扒了你的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，你爸妈那边已经有记者去堵门了。”

“我爸妈知道了？”我一下坐起来。

“今天早上你妈给项目组打电话，问你是不是出事了。我们没敢说实话，就说你在出差。”

“她信了吗？”

张院长没回答，我抓着被子的手在抖。

“张院长，你帮我个忙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别让我妈看到那个视频。”

他点了下头，走了。

门关上之后，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。

然后爬下床，疼，脑袋一阵一阵的疼，但我顾不上了。

我翻找那天穿的外套。

沾满血的外套叠在柜子最底下，我把所有口袋都掏了一遍。

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——录音笔。

我做试药人之后就养成了这个习惯。签过太多合同，见过太多翻脸不认账的人，录音笔二十四小时不离身。

那天也带着，我按下播放键。

先是行李箱砸下来的那一声。

闷响，然后是我的叫声。

然后是光头男的声音：“穷逼碰瓷？你那猪头挡道磕坏老子箱子，赔得起吗！”

过了很久，我拿起手机，拨了一个号。

“喂？”

“哥，是我，小棉。”

“小棉？你咋这个点打电话？出啥事了？”

“哥，你帮我找个律师。”

“找律师干啥？你在哪呢？”

“我在医院。”

“医院？你怎么了？”

“被人打了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。

“哥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谁打的？”

“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在高铁上。”

“伤哪了？”

“头，骨裂了。”

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东西摔在桌子上的声音。

“哥，你别激动。我需要一个律师，靠得住的那种。”

“要什么样的？”

“从来不和解的那种。”

电话那头呼吸声很重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。

“行。你等着。”

第三天律师就到了。

病房门推开，进来一个不算高的男人。